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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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别称“江北水城”，山东省辖地级市，位于山东西部，东南隔黄河与济南市、泰安市为邻，南部隔金堤河与河南省为邻，西部隔漳卫河与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相望，北部和东北部与德州接壤，总面积8628平方千米。全市辖8个县（市、区）和国家级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3个县级功能区。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先后创造了史前文化、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等，境内名胜古迹2700多处，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景观有470多处，有“中国北方的威尼斯”之称。
聊城傍水而生、因水而兴。黄河奔腾而过，运河流淌千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经此北上。烟波浩渺的东昌湖，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之一，湖水环抱着一座面积一平方千米的东昌府古城，形成了『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交相辉映』的独特水城风貌。
聊城是京杭大运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明清时期，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盛，聊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数百年之久，被称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大运河在聊城留下浓郁的运河文化风情、四千多处相关古迹及其他重要文化遗存，铺就了聊城地方文化的底色。
聊城是国药瑰宝阿胶之乡。东阿阿胶作为传承两千多年的滋补珍品，浸润着千百年来中医药文化的精髓，用地道的工艺与上乘的品质滋养着国人的健康，践行着寿人济世的理念，成为聊城文化和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聊城是中国蔬菜第一市，是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重要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地，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区域蔬菜产业品牌『聊·胜一筹』成为地方经济新名片。
唐武德四年（621）复置，治聊城。宋、金因之。
元至元四年（1267）升为博州路，十三年（1276）改为东昌路。
明洪武初改为东昌府。
1913年废府州，属济西道（翌年更名东临道）。
1925年主属东昌道。
1928年道废，各县直隶于省。
1937年属第六、第四两行政督察区，1940年抗日民主政权于此置鲁西北和运东等专区，属鲁西行政区。
1941年改隶冀鲁豫行政区。
1943年鲁西北专区划入冀南行政区为第七专区。
1946年分属冀南行政区第一、二两专区及冀鲁豫行政区第一、二两专区。1949年冀鲁豫、冀南两行政区撤销，辖县分属平原省聊城、濮阳两专区和河北省邯郸专区。
1952年平原省撤销，聊城专区划归山东省。
1958年德州专区并入，1961年析出。
1967年更名聊城地区。
1998年撤销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和县级聊城市，分别设立地级聊城市和东昌府区。
聊城耕地资源丰富，境内土地质量较好，土层深厚，沙黏适中，垦殖率较高，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聊城境内的水资源除了本地水资源外，黄河是主要的客水水源，对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十分重要。
聊城因地处黄河北岸煤田区域，又靠近中原油田，煤、油气等资源蕴藏丰富。
聊城一名始见于《左传》，“聊、摄二城，齐之西鄙也”。此处之聊城，位于今聊城市东昌府区的“聊古庙”，是春秋至北魏的聊城故城。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作为齐国西部边境的一个要邑，与赵、魏等国邻壤，战事频繁。可以说，作为齐地边境的聊城，自立城之初就与戎马兵革有着不解之缘。
在阳谷阿城镇，至今还保留着古阿城遗址，这里曾是著名的齐鲁会盟之地。周僖王元年（公元前681 年），齐国攻打鲁国，鲁国失败，两国在柯地（今阳谷阿城）会盟。会上，鲁庄公的臣子曹沫拔剑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齐桓公答应曹沫的要求。事后，齐桓公不想归还土地，欲杀曹沫，被管仲谏止，最后齐桓公按约将汶阳之田还给了鲁国，也因此被诸侯看作是有信誉的明主，这就为他日后登上霸主地位打下了良好的道义基础。
聊城是军事家孙膑的故乡，著名的马陵之战就发生今莘县大张家镇。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 年），魏将庞涓讨伐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国君任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孙膑用“减灶”之计诱引魏国大军进入地势复杂、易攻难守的马陵道，埋伏在马陵道之中的齐军万弩齐发，大败魏军，魏太子申被掳获，庞涓自杀。这次战役成为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此役以后，魏国元气大伤，走向衰落。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 年），齐国乘燕国内乱攻燕，招致燕国军民反抗而退兵，燕昭王即位后，积极准备报仇。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 年），燕国亚卿乐毅率燕、赵、韩、魏、秦联军伐齐，在济西（在今聊城、高唐）一役中消灭齐军主力，半年内夺齐国70 余城，仅即墨、莒未克，齐国元气大伤，残存齐军在即墨之战中击败燕军，反攻复国。
齐将田单率军将燕军占据的聊城团团围住，相持一年之久。燕军长期困守，粮尽而“食人炊骨”；齐军屡攻受挫，“杀戮甚众”。齐国义士鲁仲连目睹生灵涂炭之惨状，晋见田单，请他暂停攻城，并亲笔写劝降信一封，拴在箭上，射入城中，对燕将陈述利害，劝其弃城。燕将见书，泣三日，不能自决进退——困守无望，归燕恐被诛，降齐恐受辱，遂自杀于军中，城内大乱，田单遂收复聊城。鲁仲连“不战而屈人之兵”，齐王“欲爵之”，他坚辞不受。
北宋景和元年（1004 年），辽国萧太后挥兵侵宋，军至冠县、馆陶一带。宋真宗御驾亲征，兵临澶渊（在今濮阳），为了和宋军对峙，萧太后下令在馆陶的黄河故道边筑土城屯兵。在今冠县北馆陶镇萧城村附近，一座巍巍土城矗立在原野上。城墙峰峦叠伏，白杨挺拔参天，夕阳下雾障朦胧，郁郁葱葱，彰显出北国边塞古城雄伟壮观之气派，这便是著名的萧城遗址。这座土城因是萧太后所建，故得名“萧城”，相传此城是辽兵用头盔装土，一夜筑成，故俗称“盔安城”。辽兵在城内挖72眼“饮马井”取水饮马，又筑起东西两座点将台，规模雄壮。
在宋辽大战中，萧太后之弟、先锋大将萧挞揽被宋军用“床子弩”射死，锐气大挫。萧太后见取胜无望，便与宋军议和，终成著名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的长期战争，缔造了此后百余年的和平安定，为宋、辽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创造了条件。今天的萧城遗址，虽历经千年风雨，城墙最高处高度仍达13 米，瓮城等结构清晰可辨。每逢雾天，遥看城墙，仿佛无数大大小小的山峦隐现其中，甚为壮观。
聊城运河开凿的历史，可上溯至东汉。东汉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北征河北袁氏，“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使淇水北入黄河故道白沟，与漳水合流，成为沟通河南、河北两地区及黄河、海河两大水系的重要水道，为后世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
隋开皇十六年（596 年），隋文帝废郡存州，始置“博州”于今聊城一带。隋炀帝为巩固其对东北边疆和江南南朝故地的统治，大兴民役，开凿了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南到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的大运河。其中，南起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全长近1000 千米，是隋大运河最长的河段，其河道走向与今日的卫河基本一致，皆经过今聊城临清以西。永济渠促进了沿岸经济文化的发展，聊城的运河文明也由此渐露曙光。
唐宋以后，永济渠称御河，是中原政权巩固幽燕之地的重要交通命脉，“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金人入主中原，建中都于今北京，北方政治中心北移，京师所需粮食急剧增长，金人疏浚运河并调整部分线路，使御河经过临清，中原粮食由御河北上中都，临清作为北方漕运的重要河港和仓储重地已初具雏形。
元世祖忽必烈因金之旧，建大都于今北京。此时的华北一带经长期战乱，百业萧条，百司庶府、卫士编民，无不仰给江南。南粮北运，是元室入主中原后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元初的漕运官员及水利专家们为了将隋唐以后的南北漕运线路裁弯取直、提高漕运效率，颇费了许多心思。元至元十三年（1276 年），元军攻克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南起济州（在今济宁市任城区）鲁桥，北到须城( 在今东平县) 安山，长约150 里（约合今70 多千米）的济州河亦同时开挖，元人采取“引汶济运”的办法解决了运河缺水的问题，使得江南漕船可直接由淮入泗，通过济州河转入济水（大清河），经东阿入渤海，再经海津镇（天津）溯白河至大都。同年，博州更名为东昌路总管府，治聊城。
济州河通漕两三年后，由于漕船难御海道风涛之险，加上大清河海口拦门沙积、水浅难行，不得不又“舍舟而陆”——漕粮在东阿卸船，陆运至临清，入御河北上。然而，东阿至临清的陆路途经茌平，地势低洼，“遇夏秋霖潦，牛偾輹脱，艰阻万状”。有司又在东阿至临清间增设了8 个驿站，每个驿站征用民夫牛驴递运转输。
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为解决东阿、临清运路水陆更替之繁，忽必烈又采纳汶泗转运使、水运专家马之贞的建议，挖凿了南起安山，中经东昌府，北至临清城的会通河。张秋、阿城、东昌、临清等沿线025市镇成为重要码头。
明、清两代，聊城地区的运河沿线“廛市烟火之相望，不下十万户”，清康熙帝曾四次南巡驻跸于东昌府城；乾隆帝则九次驻跸，五次登临城中光岳楼，前后作诗13 首，其画师还把东昌府城的城池、运河风光、名胜古迹绘成大幅写生画，刊入《南巡盛典》一书。临清城居会通河、卫河汇水之处，为“南北水运之枢”，是全国性的漕粮转运中心和华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贸易“南达闽粤，北通辽海”，有“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之誉。
经济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博兴、人才的培养创造了条件。明清、近代聊城地区科甲鼎盛，名人辈出。据史料记载，仅仅在清代的东昌府附郭县聊城县（现东昌府区辖地）就出文状元2 人、武状元1 人、进士99 人、举人439 人，其中既有被明熹宗誉为“讲官第一”的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朱延禧，清代首科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傅以渐等名宦重臣，又有被清康熙帝赞为“字甲天下”的状元邓钟岳等。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聊城籍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杨以增创建了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为聊城地区辉煌的运河文化又增添了灿烂的一页。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严，聊城县（今东昌府区）人，清开国状元、一代名相、史学家。他天资聪慧，虽幼年家境清贫，但勤奋苦学，博览群书，终成大器。
清顺治三年（1646 年），清廷举行开国后第一次殿试，傅以渐夺得首科殿试状元，历任弘文院修撰、国史院侍讲、内秘书院大学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傅以渐对顺治皇帝竭诚尽忠，颇得皇帝器重，凡机务大政均与其磋商。后因病多次上疏自陈，乞罢归乡，皇帝仍然温旨慰留。
傅以渐为官以清勤著称于世，他“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与寒素无异”。在聊城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他的“仁义胡同”故事。相传傅以渐家人在东昌东关拓修建设家庙时，新建的院墙盖住了邻家地基，邻居找上门来，双方相持不下，家人于是写信给当时任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傅以渐，让他设法操作。傅以渐很快回信劝说家人主动将墙基退让三尺，邻家感其仁义，也退让三尺，双方“让”出了傅氏祠堂东邻的这条六尺胡同。后来康熙皇帝驻跸聊城，闻听此事，遂书“仁义胡同”四个大字以倡义举。
傅以渐学识广博，精通经史, 曾先后任《明史》《清太宗实录》纂修官，《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及《通鉴全书》总裁官。他还曾承旨撰《内则衍义》十六卷，核定户部进呈的《赋役全书》，为《资政要览》作后序，与左庶子曹本荣合撰《易经通注》一书。傅以渐兼工诗文，著有《贞固斋诗集》。
武训，冠县人，清代平民教育家，以行乞办学的义举闻名。因在兄姐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训”则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
武训7 岁丧父，求学不得，乞讨为生。14 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受欺侮，雇主因其文盲，以假账相欺，谎说3 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在一座庙里躺了三天。他回顾自己无钱上学、不识字受人欺负的遭遇，决心行乞筹资办义学，解贫寒子弟文盲之苦。
在行乞的同时，他拣收破烂、绩麻缠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还为人推磨拉碾，做媒当差，表演杂耍奇技，尽力积累钱财……他甚至将自己的发辫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扮丑以求施舍。
清同治七年（1868 年），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 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的积蓄，共筹集210 余吊钱，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后置田收租。20年后，武训在柳林镇东门外置办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107生50 余名，不收学费，经费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每逢开学时，武训先拜教师，次拜学生。置宴招待教师，请当地绅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门外，专候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即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懒惰的塾师叩跪提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武训的感召下，义塾师生无不努力上进。光绪十六年（1890 年），武训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四年后，武训又靠行乞积蓄和临清官绅资助，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其亲友多次向其求助，他毫不理顾，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训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 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武训名声由此大振。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武训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含笑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终年59 岁，依遗嘱葬于崇贤义塾旁。十年后，清廷将其事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
武训的事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为他题词，各地出现多处以武训命名的学校。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写《武训颂》一首，称颂这位乞讨办学的千古义丐：“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着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张自忠，字荩忱，临清人，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
张自忠早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天津政法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后投笔从戎，1917 年9 月入冯玉祥将军麾下，深受赏识，逐级擢升为38 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察哈尔省主席、北平市长、天津市长。“七七”事变后，张自忠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因战功卓著升任59 军军长、27 军团军团长、33 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39 年5 月2 日授上将军衔。
1940 年4 月，日军集中七个精锐师团近30 万兵力，分三路向鄂北的随县（今随州）、枣阳进犯，张自忠出兵截击敌人，自率司令部仅有的一个特务营和正在训练的两个团，渡汉江迎击强敌。张自忠将军在对敌司令部追歼途中遭敌援兵包围，他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率两个团的官兵，顶着炮火与五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拼杀，最终身负七伤，壮烈殉国，时年49 周岁。张自忠将军是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唯一一名国民党上将级军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牺牲的最高军衔的将领。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国民政府为将军举行国葬，并于1946 年6 月颁发《荣哀状》追授二级上将衔。延安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1982 年，张自忠被批准为“革命烈士”，2009 年，张自忠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李苦禅，原名李英杰、李英，字超三、励公，高唐人，中国当代杰出的书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1918 年，李苦禅从徐悲鸿大师处得授西方绘画，1922 年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期间靠夜间拉人力车维持生计，同学赠他一个艺名为“苦禅”，自此以苦禅名行世。
1923 年，李苦禅拜师于齐白石大师门下，成为齐白石第一位入室弟子。他大胆突破，“画我家画”，其画笔力雄健，气势浑厚，书法古拙苍劲，韵味深厚，与其画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深得齐翁的赞赏:“雪个先生（八大山人）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齐翁待其甚善，不仅不收取学资，而且赠其颜料、纸墨，毫无保留，援笔示范，令其感恩终生。1930 年春，李苦禅应林风眠校长之聘，赴杭州艺专任国画教授。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苦禅拒绝敌伪笼络，资助并参与中共领导的地下抗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苦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严守纪律，从未谈及他自己的工作身份，即便长期蒙冤也无怨无悔。李苦禅德艺双馨，堪称是一位统领时代风范的大师。
傅斯年，字孟真，聊城县（今东昌府区）人，是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后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叱咤风云，创办《新潮》杂志，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参加并领导了五四运动，北大毕业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留学英、德7 年。
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学校教育等领域均成果非凡。
作为史学家，他曾长期主持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为抢救和保护祖国传统文化遗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教育家，他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高等教育的带头人，他使北大等名校学府突飞猛进，硕果累累。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忧国忧民，积极参政议政，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社会洪流之中。他坦荡正直，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写出了大量掷地有声的政论文章，抨击官僚资本的腐败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抗战胜利前夕，他访问延安，为国共合作进行斡旋，更体现了他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1930 年入清华大学西语系学习。1935 年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 年，季羡林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首届系主任，培养了大批一流学者和20 多位驻外大使。
季羡林说自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生病的时候也不例外。每天早上他依然会照着在北大的习惯，四点钟起床看书治学，到别人起床或者吃早餐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季羡林认为他自己没有什么优点，若说还有一个称得上优点的，就是勤奋。北大曾用“闻季起舞”来赞美季老的勤奋研学。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季羡林十分关心祖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抢救工作。他主编了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大型古籍丛书《传世藏书》，担任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总编撰，为弘扬国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鉴于季老的突出贡献和高尚品质，他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但他淡泊名利，力辞自己头上的桂冠，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将学术作为第一生命。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他在学术上造诣精深，是梵文、巴利文、佛学等领域的权威，他在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专著《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这是2006 年季羡林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荣誉时的颁奖词，也是对季老这一生最精辟的概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聊城大地上涌现了一批英模代表：受到毛主席18 次接见的劳模曾广福，以“吃亏”自律、带领全村群众致富的劳模张国忠，考取硕士研究生后毅然进山支教“感动中国”的徐本禹，模范检察官白云……他们的先进事迹无不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在聊城的新时期英模人物中，以援藏干部孔繁森最具代表性。
孔繁森，东昌府区堂邑镇人，1966 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 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赴藏工作，在海拔4700 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一干就是3 年。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乡村牧区，访贫问苦，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东昌府傍水而生，因水而兴。数百年来，东昌府城修缮不辍，官舍民庐造作不止，在城外掘壕取土，日久积涝，形成一个个的铃铛小湖，后经大规模疏浚清淤、补水导源，遂成今日水域面积达6.3 平方千米，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之一的东昌湖。湖中环抱着一座面积1 平方千米、始建于宋代的古城。古城4 条经纬分明的古老街道向四方延伸，通过长长的拱桥与湖岸连接，形成了“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交相辉映”的独特水城风貌。
古城中衙署、寺庙、楼阁、院落等古迹林立，包括光岳楼、七贤祠、聊城县署、海源阁、平山卫仓、凤嗉园等，古城中还有明清圣旨博物馆、范筑先纪念馆等35 个不同主题的博物馆，被称为“微型博物馆之城”。
黄河流经东阿县东南境，河道长56.59 千米，沿河有零星石灰岩残丘。由于历史上黄河改道、冲决、漫流及引黄、清淤和沉沙等原因，形成河岸波状起伏的高岗、缓坡和洼地。
位山引黄闸坐落在东阿黄河、运河交汇处的位山，是南水北调东线的一个重要枢纽，此处曾有“山东水利的心脏”之称，南方来水出济宁东平湖后，经黄河河底隧洞到达河北岸的位山。由位山北上的南水济津（天津）、入卫（卫河）、入淀（白洋淀），有效解决了山东西北部、河北东南部及天津市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改善了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
黄河下游最窄的艾山卡口，坐落在东阿黄河河道的中部，宽仅275米。整个河道有大河弯13 处，河床高出背河地面3 至5 米，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河”“险工”。东阿艾山与河对面的外山形成天然的卡口，使黄河河床陡然收窄，迅疾的河水到此被挤在狭窄的河床内，咆哮、翻滚、奔腾，形成一个不是壶口却胜似壶口的壮丽景观。有诗云“秋观浪涌冬观冰，正月十六放河灯。黄河鲤鱼跳卡口，艾山脚下锁蛟龙”。
几十年来，东阿县大力修缮黄河堤防，河岸有位山、范坡、鱼山、南桥、旧城、井围、毕庄、康口、周门前、朱圈、陶邵、李营等12 处险工，坝、岸446 段，以坝护弯，以弯导流，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东阿堤坝巍峨、河水奔流，不失为一处观水阅河的绝佳去处。
景阳岗位于阳谷县张秋镇境内，因《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故事的发生地而闻名于世。景阳岗沙丘起伏，林荫蔽日，飞鸟群集，有山神庙、碑林、武松庙、龙山文化遗址等景观，人文积淀独特，是寻古探幽的胜地。
景阳岗山神庙始建于宋代, 后重建于明末清初, 距今已有400 年的历史。今人仿照《水浒传》的描述，在庙门前贴有《水浒传》中阳谷县的防虎告示。山神庙内供奉着虎甲神, 谐音“护家神”, 两旁是水火二神。庙的左前方立有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题写的“景阳岗”石碑，右前方立有著名书法家杨萱庭书写的高3 米的一笔“虎”字。因武松打虎的故事脍炙人口，到景阳岗参观旅游的名人大都在此题词、赋诗、作书、绘画。多年积累，碑林渐成规模。欧阳中石、沈鹏、李铎、溥杰、李苦禅、刘海粟等名家手笔赫然矗立，真、草、隶、篆、行，各体皆备，极富欣赏研究价值。1956 年11 月9 日毛主席对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合作社的养猪报告《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的批示——“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立于碑林之中。
武松庙是景阳岗的最高点，由山门、碑亭和大殿三部分组成。“武松庙”门匾额由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园内东侧碑亭内立着“武松打虎处”石碑，石碑为南宋初年所刻，此碑是武松打虎的独特见证, 堪称镇岗之宝。武松庙大殿正中为武松塑像，塑像上方匾额写着四个大字“勋业昭彰”。塑像背后是一组题为“武魂雄风”的彩刻壁画，共分“武松世无双”“神威震猛虎”“报冤狮子楼”“大闹快活林”“血溅鸳鸯楼”“雄风贯长虹”六个部分，再现了好汉武松的人生轨迹。
在景阳岗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城址面积约为38 万平方米，在城址中央部位发现了大型夯筑台基，是祭祀和首领居住场所，为山东古史研究和我国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该城址2001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植，字子建，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自幼聪颖过人，“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东汉建安十五年（210 年）冬，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铜雀台建成，曹操令诸子登台作赋，曹植援笔立成，由此深得父亲曹操的宠爱，认为他是诸子中“最可定大事”的人，但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失去曹操的信任。
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曹操病死，曹丕继位，曹植遭到猜忌，被曹丕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拘捕，曹丕令他“七步成诗，不成者行大法”。曹植应声而对：“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由此保住了性命，封于雍丘，忍辱偷生。
曹魏太和三年（229 年），太皇太后念及“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遂徙封曹植为东阿王。太和六年（232 年），41 岁的曹植抑郁而终，谥号“思”，意为追悔前过，追封陈王，世称陈思王。曹植生前常“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志。遂营墓鱼山”。其子曹志将其灵柩归葬东阿鱼山。
曹植墓坐落在鱼山西麓，依山营穴，封土为冢。该墓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中“字形，墓底平铺单层青灰色砖，棺内以木炭、朱砂、云母铺底。
隋开皇十三年（593 年），曹植的十一世孙曹永洛在鱼山“兴复灵庙”，立碑以志。碑文篆隶杂用正书，结构严谨，字体奇异，笔力遒劲。此碑早年曾湮没在大清河（今黄河）中，到清代始捞出，还置墓前，今人于此筑“隋碑亭”。
【东阿阿胶】
中药材常以药材的原产地来命名，如阿胶、川贝母、广木香、杭白芷等，其中阿胶便是以聊城东阿来命名的。阿胶之所以为阿胶，离不开阿井井水、黑毛驴和千年制作技艺这三个基本因素。
阿井在古阿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典籍均对阿井井水有详细记载，认为其水为古济水伏流，“清而重，性趋下”，能“下膈疏痰止吐”，在炼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济水伏流”虽为昔人假说，但泰山西麓平原地区的地下水确实品质优秀，水中含大量的钾、镁、锌、铁、钒、锰等微量元素。在炼胶的过程中，东阿地下水发挥了天然电解质的作用，能够更有效地分离杂质，提取胶原蛋白，增补微量元素，提升阿胶品质。
黑毛驴皮是阿胶的主要原料。中国阿胶博物馆保存的一张清朝咸丰年间松鹤堂的仿单中记载：“皮必驴必黑，必秋后取皮，柴必桑，水必阿井，缺一则功效不全。”中医认为黑色属水入肾经，可补先天之本。东阿黑毛驴通体乌黑，全身无杂毛，其皮是熬制贡胶的上乘原料。
阿胶传统制作技艺包括洗皮、泡皮、晾皮、刮毛、化皮等工艺，将驴皮与阿井水久煮方可出胶。
阿胶养生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品，称其“久服，轻身益气”。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录了50 多个沿用千年的与阿胶相关的传世名方。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提到，“阿胶主丈夫小腹痛，虚劳羸瘦，阴气不足，脚酸不能久立，养肝气”。
历史上阿胶的忠实粉丝不胜枚举。唐李世民征王世充时，百姓以阿胶犒军，将士服用阿胶后，元气恢复，大败王世充。李世民班师后立即封禁阿井，只在冬至时节为皇家炼制贡胶时才得启封取水炼胶，至此阿胶也成为皇家专享。慈禧太后怀孕之初，身体虚弱，服用东阿涂氏怀德堂阿胶，顺利产下龙子，即之后的同治皇帝。此后，慈禧太后坚持服用阿胶保养身体、美容养颜，念及多年来服用阿胶的功效，便将自己的一幅画像赐给了怀德堂。
1952 年，第一家阿胶国营生产企业——山东东阿阿胶厂正式成立，迈出了阿胶工厂化生产的第一步，让传统炼胶技艺焕发出新的活力。目前，东阿阿胶拥有中成药、保健品、生物药三大产业门类，为全国最大的阿胶及系列产品生产企业。
【东昌府木版年画】
东昌府木版年画与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并称，代表着山东木版年画的东西两大系统。
东昌府木版年画采用凸版手工印刷，将年画、门神画融为一体。其构图简洁、造型突出、刻画夸张、情调高昂，人物眼窄长、鼻窄瘦、形象丰满质朴，线条生动朴拙、流畅圆润、清秀简练、弧中有直、柔中有刚，色彩柔和、鲜明、古朴、对比强烈。年画取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生产生活、民间传说以及祈福娱神等。
东昌府木版年画历来只有“草版”，即只印不画，全部用木版分色套印，可用红、黄、灰、青、黑5 种基本色，最多的为七色八版。整个画面五彩缤纷。人物面部不着色，使其面部元素对比强烈，更加突出醒目。
【东昌葫芦雕刻】
东昌葫芦雕刻历史悠久。相传古代有一个擅长绘画和雕刻的宫廷艺人王和尚，在葫芦上雕刻出精美的图案，用来养蝈蝈，引得当地人纷纷效法，葫芦雕刻便由此流传开来。明清时期，雕刻葫芦曾一度成为东昌府运河两岸农家艺人制作的一种重要工艺品，随运河商旅远销各地。
东昌葫芦品种繁多，造型各异。果实下圆大、上粗短者叫“大葫芦”；上小下大，中有“蜂腰”的叫“亚腰葫芦”；圆扁者为“扁圆葫芦”；上长下圆的叫“长柄葫芦”；首尾如一，呈不规则圆筒形的叫“瓠子”。葫芦雕刻一般用前三种，“大葫芦”刻人物和山水，“亚腰葫芦”刻花鸟鱼虫走兽，“扁圆葫芦”刻成蝈蝈笼、蛐蛐笼。扁圆葫芦、长柄葫芦和瓠子也可加工成各类器皿盛具。为获得特殊形状的葫芦，艺人常用套模法培育“范制葫芦”，即在葫芦初结时，将模子（即“范”）套在葫芦上，老熟后的葫芦就与模子内部的形状一样了。
采摘下的葫芦经刮皮、醋洗、暴晒，至表面颜色近于古画纸的土黄色后，“胚子”就算“出炉”了。技艺高超的艺人只是将葫芦细细凝神把玩，不打草稿，便能心中有数地雕刻，运刀时紧时慢，时疾时徐，轻若游丝，重如坠石。他处加工葫芦，多是在葫芦表面上做文章，并不刻透，东昌葫芦雕刻则大胆采用镂雕技法，增强了葫芦的立体审美效果。雕刻完工后，用烧灰、植物油拌匀涂抹葫芦，再擦拭干净，刻痕中的油灰就会使图案更加鲜明，久不褪色。
葫芦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审美价值，更由于艺人巧夺天工的技艺而使其更具迷人的艺术、文化魅力。
【郞庄面塑】
郎庄面塑俗称“面老虎”，是冠县郎庄村的一项民间艺术。据郎庄村碑记载，明初有郎姓从山西迁至此，立村“郎庄”，后因“郎”“狼”同音，义凶，有巧手村民常用面捏制“虎”来克“狼”，以求平安，经后人完善，终成一项民间工艺。早期的郎庄面塑多以小件、单件为主，有鸟兽虫鱼、人物、瓜果等题材。改革开放以来，郎庄面塑的作品种类也日益繁多，面塑艺人已开发出长宽达20 至30 厘米的大件面塑作品。
制作面塑多用精麦面粉发面为材料，发好后在案板上用剪刀、梳子等工具塑出各种花样，然后蒸熟、上胶、绘色、晒干。它的造形简练夸张。面塑为半浮雕式，经过蒸熟“发胖”，显现出一种浑厚的造型美。
【东昌古锦】
东昌古锦又名东昌鲁锦，是东昌府民间手工花纹土布的总称。元明之际，棉花普及至北方，东昌人民将传统的纺织工艺发扬光大，经过明清两代积淀，使传统鲁锦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清末秧歌调《逛东昌》中有“绫罗缎匹文龙绢，胡绉蜀锦并杭纺，各色呢绒来海外，印花被面出本乡”，即形象地说明了东昌手工花纹布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鲁锦的织造工艺极为复杂，花样图案是靠各种色线交织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来体现，通过抽象图案的重复、平行、连续、间隔，形成特有的节奏和韵律。常以红绿搭配、黑白相间、黄蓝穿插，图案明快粗放；布的染色多为蓝、槐黄、榴黑、豆灰、泥紫等，色调古雅。
【临清哈达】
哈达是绢帛或丝巾的藏语译音，是藏、蒙古等民族在拜佛、迎往、馈赠、丧葬、祀典等活动中用以表示敬意和祝贺的特需纺织品。
临清哈达兴盛的明清时期，也是临清手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据传，清初西藏的某官员曾奉命去苏杭一带选购哈达，千挑万选不如意，只好沿运河北上，沿途访选，最后在临清购得称心如意的哈达。此后，临清哈达声誉大振, 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载，哈达“贩者达西宁、西藏”。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临清哈达已销往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是时，“全境机房七百余，浆房七八处，收庄十余家，织工五千人”。
临清的哈达生产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晋商开办的丝店在其中扮演包买主资本家的角色，负责向机户发放生丝原料。机户织造哈达，浆坊漂染浆粉，机户和浆坊不和市场发生关联，只为丝店生产。丝店收到完工的哈达成品后，由晋商商行通过陆路经邯郸、西安、兰州运抵西藏、新疆，或通过运河运往北京，转运蒙古。晋商在口外出售哈达，换取牛羊、皮毛，运销内地，再收购蚕丝回临清，发放给机户生产哈达。
临清哈达有净货和浆货之分，这两种哈达的共同之处是都要进行初步浆洗，但净货不上粉，摸起来手感光滑，质地轻巧柔软。而浆货要上粉，通常一条二两（一两为50 克）重的哈达上好粉后，能达到七八两重。哈达以白色为主，也有红、黄、浅蓝等色。质地可分丝绸、绢纱、棉织品三种。低档棉纱哈达称“素希”，中档丝织哈达称“阿希”，高档哈达为高级丝织品，称“浪翠”。从图案上看，有丈帕、福寿、横佛、三大士、花喜绫、官佛像等20 多个图案品种。
临清哈达素以选料严格、做工精细、质地坚固、图案鲜明、清雅大方著称，历来为藏、蒙古等兄弟民族所推崇。1955年，12000余条带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临清哈达出口到蒙古，成为独特的外交礼物。1985 年7 月，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 周年，十世班禅特意委托临清市工艺丝织厂织制400 条“浪翠”哈达，备受藏族同胞欢迎。
【临清贡砖】
临清烧造贡砖始于明初、止于清末，历时500 多年。明清两代“岁征城砖百万”，砖款由朝廷从国库中拨付窑户，由有司督理、检验、解运。巨大的需求量催生了临清运河沿线一大批官窑的发展。
皇家营建所需贡砖在距京城千里之遥的临清烧造，原因很多。首先，临清运河淤土土质好，当地称“莲花土”，莲花土为汛期河道中沉积的浅白色细沙土与枯水期沉积的赤褐色胶黏土交相覆盖、层叠日久而成，截面如红、白莲瓣状，故名。其土细腻无杂质，沙黏适宜，烧成的砖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减不蚀，诗云“朱花钤印体制精，陶模范埴觚棱好”。
其次，临清傍临运河，砖成可就近搭船解运京师。明清两代，经临清北上的船艘都必须无条件地夹带贡砖，诗云“玉河秋水流涓涓，舳舻运砖如丝连”。此外，临清有国储仓廒，食供充裕，又是商业都会，生活之需、生产之具一应俱全。
临清官窑大都分布在运河两岸，就地取土、就地上船，窑窑相连，常以群聚，官窑数以万计。繁盛时，运河两岸平均每20 米就有一座砖窑，窑工数十万众，火热的场景备受注目。康熙时客居临清的安徽宣城文士袁启旭曾赋诗吟咏烧砖情形：“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斸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至崇祯四年（1631 年）曾五次沿运河北上会试，其间多次到临清官窑考察寻访烧造贡砖的实况，并将所见写进《天工开物》的《陶埏》篇。崇祯十年（1637 年）《天工开物》书成，于清乾隆前期流行于各地，临清砖之名也随之闻名遐迩，声名远播域外。
临清所烧造的贡砖有副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脊吻砖、刻花砖等多种。城砖一块约重50 斤（一斤为0.5 千克）上下，重者有七八十斤。贡砖烧制过程考究，有碎土、澄泥、熟泥、醒泥、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等十余道工序。
成砖之后，检验合格，用黄表纸封裹，搭漕船解运至通州张家湾码头，再次检验后由陆路转运京师。北京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各城门楼、钟鼓楼、文庙、国子监及各王府营建中所用的临清砖比比皆是，处处可见。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皇家陵园营建中所用的“寿工砖”也由临清烧造。此外南京中华门城墙、玄武桥，曲阜孔庙，德州四女寺减水坝，张秋、阿城、七级诸闸坝河工也相继发现临清砖，这些砖至今仍不减不蚀、敲击有声。500 多年来，临清烧造贡砖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肩的。
今天，繁盛的官办砖窑已经成为历史，行走于临清的多个以“窑”命名的贡砖古村中，仍可见不少用废弃贡砖修造的老房子，成为旧日万垛青烟的历史见证。
【临清肘捶】
肘捶，为清末临清人张东槐所创，是一种流行于山东、河北一带的拳种，因其能够巧妙地使用多种肘法、拳法而得名。《辛丑条约》后，因生徒参加义和团运动受到官府追究，张东槐为保门人免受牵连而自尽，故肘捶主要以较隐秘的地下传播为主。
肘捶主要有十趟捶、四季捶、八方（卦）捶等类别，练习时双拳要前后左右兼顾、上下呼应、有招有架，步法有进有退、脚不离地（擦步进退，因而又称擦步肘捶），步随身换，手随步行，落地生根，攻中寓防，封即是打，打即是封。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临清肘捶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 年，临清肘捶研究会成立，建立了临清肘捶资料库，并整理修编完成了《临清肘捶拳谱》。2010 年, 肘捶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冠县查拳】
查拳是山东运河沿线地区的武术流派，分冠县、任城等流派，有“南拳北腿山东查”之誉。关于冠县查拳起源的由来，民间传说纷纭。
或云安史之乱时，唐朝借大食（阿拉伯）兵平乱，大食将领滑宗歧流落到冠县传授拳法，又请其师兄查元义同来，二人所授拳法被统称为“查滑拳”，简称“查拳”。或云明代有西域人查密尔到内地入伍抗倭，传授拳法，故称查拳。
据考证，查拳为清代雍正年间武将、冠县回族人沙亮所创，沙、查近音；民间俗传“查密尔”之“密尔”为回族口语中的波斯语借词，意为长官，故查密尔或为“沙密尔”的讹转，所以，“查拳”一名可理解为“沙长官的拳法”。
查拳姿势舒展挺拔，发力迅猛，动静有致，刚柔兼备，节奏鲜明，结构严谨，功架整齐。无论往返进退，上下起伏，力求协调配合，整个套路表现出一种潇洒剽悍矫捷的形态，是长拳类型中较为系统的拳种。
【东阿杂技】
聊城市东阿县至今已有2000 多年的建置史。东阿王曹植就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据《三国志》记载，曹植“跳丸击剑”“斗鸡东郊道, 走马长楸间”。在东阿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跑马卖解上大杆，跳丸地圈流星鞭，走江行会保平安，莫忘先拜曹子建。”
东阿杂技的兴盛与北方运河沿线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城市文化发展有关。关于旧时杂技的兴盛，有“一阿两桥”之说，两桥指河北的吴桥和北京的天桥，“阿”自然就是指的聊城市东阿县，三地均在运河沿线地区。在东阿，杂技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仅人才辈出，而且男女老幼人人喜欢，杂技村、杂技世家比比皆是，历史上先后涌现出“云中龙”“小花辫”“草上飞”等著名杂技艺人和杂技艺术之家，遍布全国各地班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阿杂技艺人对传统杂技艺术不断推陈出新，多次在国内外的杂技大赛中独领风骚。“英航杯”“金小丑杯”的获得，都是东阿杂技人的骄傲。
【柳林花鼓】
柳林花鼓属于“鼓子秧歌”的一种，仅存于山东省冠县柳林镇，最初的表演形式为“地秧歌”，后来逐渐发展演变成现在的“走街秧歌”。
柳林花鼓取材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化妆成民间艺人混入大名府，闹法场救卢俊义的故事。柳林花鼓以花鼓为主要道具，在伞、锣、鞭的配合下，载歌载舞，展示技巧。鼓不似一般鼓舞系在腰间胯旁，而是用一条长长的背带斜挂右肩垂于左膝下，无论舞者怎样跳、打、扑、转，鼓总不离身。柳林花鼓表演文武兼备、粗犷豪放、泼辣火爆，由舞蹈和武术融合而来。柳林花鼓在当地享有盛誉，历史上一直是临清庙会的重点节目，曾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
【伞棒舞】
“运河伞棒舞”是“运河秧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东昌府区梁乡闸，有300 多年的发展历史。梁乡闸曾是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码头，水运和商业的发展为这种表演艺术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伞棒舞阵容庞大，少时二三十人，多时六七十人，其动作豪迈粗犷，多与武术套路相糅合。演出通常先以棒舞开场，然后舞伞人领诸人登场，随后伞旋棒打。演出用的伞直径130 厘米、高180 厘米，重达15 千克，棒子通常为长80 厘米、直径4 厘米的枣木棒，打棒者通常由六名或九名青壮年来担当。
伞棒舞孕育于运河文化环境中，在鲁西地域文化、水神信仰、水运生产生活实践等诸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彰显着丰富的运河文化气息，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民间秧歌的重要特点。
【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起源于临清。早期的山东快书又名“武老二”，多以说唱武松故事为主。
山东快书开始形成时，演员手持两块铜片掌握节拍，后出现打竹板和铜板，现较多使用铜板，又称鸳鸯板、梨花板。山东快书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的韵文，语言节奏性强，一般采用站唱形式，表演上讲究“手眼身步”及“包袱”“扣子”的运用，动作幅度较大，语言明快风趣，情节生动，表情动作夸张。
快书表演不受场地的限制，无论车站码头、街头巷尾，皆可，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长久不衰的经典段子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深受喜爱。20 世纪50 年代后，一批具有新时期特色的作品问世，继承并发展了民间说书艺术的优秀传统，开创了山东快书的新纪元。
【进京腐乳】
临清进京腐乳，是旧时沿水路贩售至北京的临清豆腐乳。临清腐乳选用优质大豆为主料，经浸泡、磨浆、过滤、煮浆、点浆、压榨、切块、培菌、腌制、拌料、装缸、发酵等十几道工序以及长达12 个月的天然发酵精制而成。产品外呈枣红色，内呈杏黄色，有酵香气，味鲜美，咸淡适口，质地细腻。每年中秋开缸季，腐乳香气四溢，客商争相购买。
【八批果子】
北方常称油条为果子，聊城的八批果子，是一种造型独特的油条，为椭圆形，分成八股，两端相连，故名“八批果子”。八批果子颜色金黄，酥脆可口，香酥入味，落地碎不可拾，为他地的油条所不能及，是当地群众早餐的主要食品之一。吃八批果子，有“套”着吃和“泡”着吃之分。套着吃就是将烧饼豁开个口，夹入果子捏实，口感酥软；泡果子则是将酥脆的果子泡到粥里吃，又酥又糯，入口而化，唇齿留香。
【魏氏熏鸡】
魏氏熏鸡制作技艺历史悠久，由魏永泰在清嘉庆年间创制，至今已有近200 年的历史。熏鸡风味独特，鲜香筋韧。它以选料考究、调配合理、制作精细而著称。熏鸡选用肥嫩良种活鸡，经卤煮、锯末烟熏制而成，易于存放，便于携带，适应了旧时运河交通长途贩运的需要。成品鸡皮缩裂，胸腿肉外露，色泽栗红，嚼有余香，脱水适宜，既可下酒，又可佐茶，是宴请馈赠之佳品，广受赞誉。老舍先生品尝魏氏熏鸡后，大为赞赏，并赠“聊城铁公鸡”之雅号。
【呱嗒】
在聊城，很多人的一天是从吃一口呱嗒开始的。来到早餐摊边，买一个热腾腾的呱嗒，用油纸包了，拦腰切开，露出雪白的蛋清、金灿灿的蛋黄，夹杂着香气四溢的肉粒，咬一口，精神为之一振。
呱嗒创制于清朝，关于其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一是因其形似快板道具“呱嗒板”；二是因其咀嚼声如“呱嗒”；或云制作呱嗒时，将饼坯甩在案板上有“呱嗒”声，故名。呱嗒以沙镇所出者最为著名，其用料讲究，所用面粉为精细白面；其馅料有肉馅、鸡蛋馅、肉蛋混合馅（别名“风搅雪”）等多种，香酥可口，备受群众欢迎，是早餐不可缺少之物。
【八大碗】
“八大碗”是运河沿岸独有的清真菜肴，即烧肉、清炖羊肉、圈巧阁、松花羊肉、清汆丸子、黄焖鸡、黄焖肉、杂拌。传统的“八大碗”几乎全是上笼蒸制的，很少动炒勺，因蒸制时在菜碗上扣碗保温，亦俗称“扣碗”。回族群众逢节到清真寺聚礼，礼后上千人同时坐席，吃“八大碗”，场面宏大，气氛热烈。